是美丽的花朵，也是灿烂的星星——见证西藏妇女进步与发展的七十年
在西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来自上海市曹阳二中附属学校的美术老师高群斌在教初二的学生绘画技法（2017年8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飞机开始下降了……
舷窗外，白云掠过，山脉连绵间出现开阔谷地，蜿蜒河道渐渐舒展，是雅鲁藏布江！左岸，山脊簇拥着连片村舍；右岸，黄绿色田庄几闻麦香……
久违了，西藏！距上次采访已经一别八年，这里过去明明是荒滩旷野，一下子冒出如此多的村舍。旁人说，藏北双湖县要落实生态移民，即将整体南迁于此，并已开始陆续落户。哦，双湖草原！不正是上世纪吾辈沸腾着热血大举开发的无人区吗？
从海拔5000米以上的极地进入海拔3000多米的雅龙河谷，从游牧转为农耕，背后经历了多少地老天荒的故事，高原母亲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儿女，人们再度品味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开始重新描绘家园。
飞机落地滑行，新建的机场T3航站楼从窗外略过，飞机尚未停稳，便另有一架缓缓出航，远处停泊的若干架飞机，已不是记忆中空旷寂寞的场站，听说贡嘎机场每日进出港航班有百余架次，这个数字委实惊到我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票难求”“困顿机场”的经历涌上脑际，那会儿每天仅两班飞机往返成都，常为气候所困，而今从拉萨到许多一线城市都有直航，这预示着多少相关产业为旅游所带动，这不正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吗？
汽车驶入机场高速，道路两旁的矮牵牛团团丛丛，红火火地从机场延伸到城区，这鲜花让我联想到当年造访堆龙德庆县乃琼镇岗德林村索朗种花的场景，她承包了村种植协会的两个温室大棚，种了三年的蔬菜，效益不错，2010年开始尝试改种花卉，康乃馨、非洲菊、唐菖蒲等许多花都是头一次接触，对于市场行情心中无底忐忑不安，在各级妇联组织的支持和政策的扶持下，她和姐妹们勇敢地迈开了第一步。
那会儿，谁会料到今天这般滚雪球似的发展效应。随手按键打开手机新闻，哇！拉萨市林周区2020年新开发1126亩无公害花卉基地，285个温室大棚每日向拉萨、日喀则、山南三市销售十几个品种的鲜花。点键“拉萨鲜花”，一下子跳出好几个“免费鲜花派送”链接；再翻页搜索，原来高原花卉产业区已经纳入国家产业发展规划，高原花卉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不够。
怪不得，若没有宏观政策调节和完整产业链的支撑，怎会有如此绵长的花路？上世纪中叶，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社会，本世纪初叶开始实现产业结构再调整，从单一的粮食种植到蔬菜大棚推广普及，曾经视“吃菜是牛羊吃草”的人群逐渐改变了膳食观念，如今大力拓展高原花卉产业，又是一段华丽转身，还有多少惊喜在前头啊！
拐过一座小山，布达拉宫遥遥在望，置身于车水马龙的柳梧新区，眼前出现“花车”般的柳梧立交桥。“柳梧”，这个地名一下子让我想起两个人来，一位是当年在这里开荒种地的李光明阿姨，另一位是差点在这里告别人世，后又从此走向光明的自治区原党委副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巴桑大姐。
李光明是1933年入伍的老红军，1949年年底，她正在河北省委党校学习，原总政治部来了电报，让她到重庆二野总部报到。一路周转赶到重庆，得知18军接受了进军西藏的任务，丈夫谭冠三担任18军政委，即将领兵进藏。面对丈夫的征询，她坚定地回答：“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抗日战争那么残酷艰苦也熬过来了，打垮了蒋介石，成立了新中国，可西藏还是农奴制度，我从小当童养媳，当牛做马，知道奴隶是什么滋味！为了西藏人民，进军西藏，我义不容辞。”安顿好四个孩子，她毫不迟疑地加入了“二次长征”的队伍，解放西藏大军的千余女兵中，年长且当过红军的唯有她一个。
1951年5月23日，经过政治斡旋及“昌都战役”以打促和的震慑，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赴京，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主权，将帝国主义势力逐出西藏。遵照毛主席的命令，进藏部队开始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国防要地进军。李光明和18军的女兵们克服了高原缺氧和物资匮乏的困难，靠着一双铁脚板和男兵一样负重行军，一路翻越了十几座雪山，涉过几十条冰河，于1951年10月24日进入拉萨，结束了西藏有边无防的历史，李光明也胜利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次长征。
“西藏和平解放”解决了国家主权问题，为减少社会动荡而没有触动旧的制度，这意味西藏人民依然没有摆脱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进藏部队的生存条件也依然复杂艰苦。驻军需要粮草，而旧政府偏以“饿困”损招予以刁难，但这难不住18军，一场大生产运动开始了，军政委谭冠三身先士卒，李光明不甘其后，在他们的带动下，一个多月便开垦出2000多亩地，八一农场、七一农场相继成立，谭冠三自任农场场长，李光明也成了种菜、养鹅的模范，秋天收获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瓜竟有40斤重，养的大鹅肥又壮。夫妇俩还是开展群众工作的模范，拉萨市成立了妇女联谊会，谭冠三亲自担任主任委员，李光明也热心穿针引线，一时传为佳话。
大生产运动高潮迭起的时候，少女巴桑还在领主庄园里当牛做马。西藏的封建农奴制是三大领主占有土地和农奴的人身依附为基础的黑暗制度，凡父母是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巴桑就生于这样的家庭。
5岁那年，妈妈病故，小弟弟嗷嗷待哺，趴在昏迷不醒的妈妈身上找奶吃，这一幕她刻骨铭心。妈妈去世不久，巴桑就成了家奴，后来随领主从老家贡嘎宗的甲康沟转到拉萨哲蚌寺下的当巴庄园，从此与父亲和姐弟天各一方。
一天清晨，她去柳梧河边烧香，领主家要她每天在乃炯寺对面烧香敬神。点完香后，巴桑坐在河边石头上发愣，望着湍流河水，想到自己活得不如主人家里的一条狗，干脆投河一走了之。可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父亲和姐弟，又迟疑了起来。
又一个傍晚去烧香，跳河的念头再次萦回脑际。正在犹豫的时候，河对岸传来一阵歌声。“雄赳赳，气昂昂”……那些日子，拉萨正在流行这个歌曲，那边是解放军的农场，村里好多人去当农工，她羡慕地望着对岸。心想，这才是人的生活，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这么想着，跳河的念头就打消了。
从那天起，她有了逃跑的计划。可是，往哪儿跑呢？跑到对岸的军队农场，依然没有离开领主的视线，还会被他们抓回来。再说，怎么跑呢？有一件事促使她下定决心。
那是1956年的藏历七月，哲蚌寺雪顿节刚刚过完，领主家里要演藏戏，并宴请客人。领主的二小姐要她去买牛羊肉，当天市场上只有牛肉，没有羊肉，为此遭到二小姐一顿毒打，及至昏厥，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人们仍在忙着过节，趁着夜色，她小心地摸出了门……当时，身上只有一件破烂藏装，连鞋也没有，光着脚走了五天六夜。夜里走大路，白天翻山梁，终于走到当雄机场工地，开始了新的人生……
拉回思绪，眼前的柳梧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新城，鳞次栉比的楼房和整洁的街道彻底覆盖了遥远的过去。新区规划面积305平方公里，北部是城市功能区，中部是产业核心区，南部是金融产业园和拓展区，如此地覆天翻，新时代扑面而来。
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发动了武装叛乱，加速了旧时代的灭亡。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部署，尚在内地学习的巴桑和同期的数百名学员提前结束了学业，投身于民主改革的滚滚洪流之中。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习惯将克松村作为“民改第一村”挂在嘴边。可有谁知道，当年的工作队长是位了不起的女性？
苏竹青是在1955年和丈夫郭锡兰一起进藏的，老郭后来官至西藏区党委书记（当时还设有第一书记），而苏竹青大部分时间在妇联工作。夫妇二人都是抗战干部，早在吕梁时期，苏竹青就是开展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
初到拉萨，她是共青团西藏工委组织部长兼做妇联工作，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团结西藏上层人士，工作对象包括十四世达赖的姐姐、阿沛夫人、拉鲁夫人等，后来又担任西藏妇女参观团领队，带队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南京以及东北等十几个城市参访，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团员们在祖国各地感受着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了解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8个月的参访学习也是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参观团里一部分爱国上层人士返藏后做通了亲人的思想工作，不去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民主改革拉开帷幕，苏竹青接受了带队参加民改的任务，她负责的克松村是旧西藏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山南的六大庄园之一，在这样的地方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是一件易事。苏竹青明白，首先要搞好“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
开始进村的时候，农奴们的确有顾虑，不敢说心里话。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四同”，他们发现这位大姐说话和气，与他们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儿，平等对待他们。渐渐地就和她亲近起来。工作队里有6个人。
除了她还有一位解放军，四位刚刚从内地学习回来的藏族青年，他们白天与农奴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教育、启发农奴们挖穷根、吐苦水。从挺起腰杆，到痛陈倾诉，农奴的诉求像开闸的洪水，控诉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控诉叛乱带来的灾难，群众发动起来后，他们顺势引导，选举产生了农会。
看到村里400多男女农奴围坐一圈，用豌豆当选票，在候选人的碗里，投出自己信得过的人，苏竹青无比欣慰。而后，村民又使用原始计量方法，用羊粪蛋和树枝的长短来代替数字计算，几天工夫就将农奴主的土地、房子、牛羊、衣物等私有财产分配完毕。看他们头一次穿上新衣服，住上了房子，拥有了土地，眼睛里放射出热烈的光彩，这一幕永远刻在苏竹青的心头。
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苏竹青担任自治区妇联副主任时与她多有交集，对她的组织领导能力十分钦佩。40年后，再去她北京的家里拜访，家中陈设极为简朴，她谈得最多的还是克松村往事。今日的克松村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小镇，村子改叫社区了，人民安居乐业，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自然与社会生态和谐安康。苏竹青若天上有知，该是多么开心啊！
克松村人民享受土改成果的时候，与之相隔不远的结巴乡正根据土改工作部署，开始组织生产互助组，1961年春天，先后有200多户人家自愿结合起来，但桑嘎村却有11户朗生（农奴的最下一等）落单，他们大部分都曾是家奴，缺乏农业生产实践，因而在结组时遭到冷落，次仁拉姆就是其中的一户。
她老家原在隆子县的三安曲林，幼年的记忆除了趴在阿妈背上，就是牛棚的冬夜，没有铺盖，全靠妈妈的身子取暖，妈妈的泪水“哒哒”落在脸上惊醒了她。6岁她就离开妈妈，给领主家带孩子，12岁那年被卖到乃东温区，经历的苦难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她说：“过去我们穷，是因为有领主压榨我们，现在我们翻了身，别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只要腿是自己的，就能从地狱走向天堂！”由她领头的“穷棒子互助组”，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一直坚定着跟党走的信念。她陆续担任了结巴乡党支部书记、温区区委副书记、乃东县委常委、县人大副主任、山南地委委员、自治区党委委员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劳动模范。
她的事迹浓缩成《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影响了西藏的一个时代，她的身后，是阔步向前的西藏新一代。
我们此番进藏是为落实一个文化项目，抵藏的头两天，恰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进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面貌今非昔比。”
这番话在我熟悉的西藏妇女身上得到印证。笔者先后参加过西藏和平解放30年、40年和60年的采访报道，每一时代的人物风采连接起来就是一幅历史巨片。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妇女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骄人业绩，成为推动西藏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力量。
西藏妇联主席江措拉姆告诉我们，如今，西藏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大幅提高，全区女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33.3%。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女性占比分别达26.5%、27.9%和26.7%；妇女受教育水平极大提高，和平解放前全区文盲率高达95%以上，目前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5年，义务教育阶段基本消除性别差距，高学历女性和高级女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妇女卫生保健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全区孕产妇死亡率已从和平解放初期的5000／10万下降到现在的63.68／10万，婴儿死亡率从430‰下降到8.9‰，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5.29%，人均寿命从和平解放初期的35岁增加到现在的70.6岁。
在柳梧新区，一座现代化的妇女儿童医院已经投入使用，全区的妇女儿童综合服务中心正在建设之中，大型公共场所里可以见到母婴休息室，拉萨、日喀则、山南、昌都等七地市都有了儿童科技馆，妇女儿童发展环境日益优化，西藏妇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停留拉萨的那几天，去探望和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大部分是往昔数十年结识的姐妹。其中有位是西藏日报社的潘多小妹妹，过去采访有过合作。她在长篇小说《紫青稞》里写出故乡日喀则的姐妹们在农村改革中经历的困顿彷徨和闯关后迎来的新希望，她对于生活的观察是细腻精准的，也提醒人们，幸福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的，妇女进步发展之路是艰苦漫长的。
还有一件让自己触动的事情，最后一次采访巴桑，谈及旧社会的往事，她不愿意说出领主的名字，不是因为伤痕治愈，而是因为这些人的后代已经成为自食其力且带头致富的劳动者。
这让笔者感慨万千，如此的胸怀与担当，哪有不进步的道理！知道吗，巴桑原来的名字叫格桑（一种花的名字），逃离苦海的那一天，在山顶上仰望着星空，心头一动，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嘎玛巴桑”（星星），她从花儿变成了星星，而她身后广大的西藏妇女，既是美丽的花朵，也是灿烂的星星。
